联手巴菲特，收购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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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贝托及马塞尔越来越多地参与慈善项目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将他们的商业活动搁置一旁。他们不满足于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商、巴西最大的零售连锁店以及遍布全球的快餐连锁店，他们想要更多。无论是美洲饮料在2012年年底成为拉丁美洲最具价值的公司，还是他们主要的公司，如百威英博（美洲饮料所有者）、美洲商店（B2W所有者）、汉堡王和圣卡洛斯等合计总市值超过1 600亿美元，这一切并不重要。美洲饮料、美洲商店及圣卡洛斯在他们的领导下拥有历史性的25%的平均年收益，但这也不重要。雷曼、马塞尔及贝托正在继续寻求机会，不断遵循他们的原则与支柱：精英治理、削减成本及不断改进。
他们的目标是使用这个经受过几十年考验的配方来转变另外两家新近收购的公司。第一家是生产科罗娜啤酒的墨西哥莫德罗公司。百威英博于2012年6月以200亿美元收购莫德罗。[54]这次收购将扩大百威英博作为世界最大的啤酒公司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与排名第二的南非米勒的距离。[55]
第二家是3G资本于2013年2月宣布以280亿美元收购的美国老牌调味品制造商亨氏食品。这是当时食品行业历史上最大的交易。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次亨氏收购，不仅是因为其涉及的金额，而且是因为它使巴西人成为美国三个标志性品牌的所有者：百威、汉堡王和亨氏。他们因此也成为投资巨头沃伦·巴菲特的合作伙伴。
贝林和其他3G资本的高管一直在跟踪世界上最著名的番茄酱制造商的业绩，雷曼第四个儿子马克·雷曼也参与了这项并购的研究分析工作。2009年夏天，他在3G资本进行了简短的实习，被贝林安排去分析亨氏的业绩表现。当时，17岁的马克在瑞士读高中。（他现在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他对自己的发现很兴奋，并向3G团队做了简短的说明，建议他们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当时其股价还不到40美元。然而，3G合伙人并没有听从这个男孩的意见，更愿意购买食品和饮料领域其他公司的股票。
3年过去，3G资本最终对亨氏下手了。2012年12月第一周，在与雷曼的一次谈话中，贝林提议买下这家年收入116亿美元的美国巨头的控股权。他认为亨氏有强大的品牌力，业务遍布200多个国家，且平均每年有个位数的增长率。在巴西，亨氏是总部位于戈亚斯（Goias）的奎罗（Quero）的所有者。贝林觉得它有潜力扩张得更快。雷曼立马充满了热情，几天后他与巴菲特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参加柯林斯的研讨会，他向这位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所有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2月9日，在从博尔德前往奥马哈的飞机上，雷曼向巴菲特概述了他的计划，两人都决定推进这次交易。不久，雷曼和贝林便安排了与亨氏董事长兼CEO威廉·约翰逊（William Johnson）共进晚餐。这次见面于当月下旬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餐厅进行。这标志着收购的正式开始。随后，雷曼抽身出来，贝林负责与亨氏的谈判。
年底的假日季后不久，贝林前往匹兹堡。亨氏总部设立于此已经超过一个多世纪了。接着，谈判加速了，双方共聘请了6家银行和4家律师事务所来组织这次并购交易，最终约300人参与其中。
巴菲特远程跟进相关事宜，直到2013年2月11日星期一，他才直接参与进来。随着交易即将达成，他请了贝林和约翰逊在奥马哈一家简单的餐厅共进午餐。这就是完成交易所需要做的一切。3天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和3G资本宣布，他们以每股72.50美元的价格收购亨氏股票，这比前一天的市场收益价溢价了20%。双方各投资了45亿美元收购亨氏的控股权。伯克希尔哈撒韦另外还以80亿美元购买了亨氏的优先股。
在这次交易办理相关法律手续的同时（这一过程持续到2013年第三季度），贝林及其团队将实地去了解亨氏是如何运作的，并规划交易获得批准后将做出怎样的改变。
“亨氏距离成为食品行业中的百威英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在全球食品行业排名第13），”《经济学人》写道，“但在巴西人的掌舵以及巴菲特先生的支持下，它很有可能会不断进步。”
雷曼、马塞尔及贝托在巴西之外的进展不可能停步于此。熟悉这三个人的人说，他们还想着其他大型的外国公司。有关百威英博收购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的传言多年来一直流传。自从前博浪啤酒开始在巴西分销百事可乐软饮料，百威英博和百事公司已经认识几十年了。至于可口可乐，可能会从另一个方向入手，那就是巴菲特。巴菲特是可口可乐最大的个人股东，持有9%的股份。
巴菲特和雷曼是否会再次携手，买下这家市场价值近1 690亿美元、规模是其竞争对手百事可乐两倍以上的美国最具标志性的企业的控股权？
对于这个问题，巴菲特把头往后一靠，笑着说：“你不会听到我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
我于2007年1月结识了豪尔赫·保罗·雷曼。当时，我告诉他自己想写一本书，介绍他的发家史以及他的合作伙伴马塞尔·泰勒斯和贝托·斯库彼拉。他以典型的低调风格婉拒了我。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从高盛抄一点，从沃尔玛抄一点，此外无他。不管怎样，我不觉得现在是出书的合适时间。”此后，我连续4年追着三位商人讨论写书的事宜，无果。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样的“合适时间”永远也不会来到。雷曼、马塞尔和贝托压根儿不喜欢这样的“曝光”。
在这种情形下写这本书，我不得不依赖于100多位第三者的叙述和评论，这里许多人还是匿名的。这100多人中最出名的恐怕就是沃伦·巴菲特了。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这位世界第四富有的老人简单而好奇，他问了我很多关于巴西的问题。他对“三剑客”的评价构成了这本书的基石。
很多和雷曼、马塞尔、贝托亲近的人给我提供了帮助。他们当中一些人非常慷慨，他们不止一次地和我会面，回复了无数的电子邮件。我尤其要感谢费尔森·兰博诺、亚历山大·贝林、罗伯托·汤普森、保罗·阿拉冈、若泽·卡洛斯·拉莫斯·达·席尔瓦、马塞洛·巴巴拉、若泽·奥林皮奥·佩雷拉以及罗杰里奥·卡斯特罗·玛亚。美洲饮料负责对外沟通的米尔顿·塞利格曼（Milton Seligman）和亚历山大·洛雷斯（Alexandre Loures）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帮我查找公司资料，安排采访公司高管。
很荣幸的是，在我供职于《检视》杂志的12年里，吉姆·柯林斯多次接受过我的采访。而且，柯林斯还应邀为本书撰写了序言，也许他觉得同意撰写序言比拒绝我永无休止的恳求容易些。柯林斯的寥寥数言就已经精辟地概括了这三位巴西商人的投资和经营哲学。
如果没有之前和一些人的交流，特别是佩德罗·梅洛（Pedro Mello）、阿尔弗雷多·奥加瓦（Alfredo Ogawa）以及卡门和劳伦蒂诺·戈梅斯夫妇（Carmen and Laurentino Gomes），做出写这本书的决定将是无比困难的。每个人都为我尽可能减少写作的谬误提出了他们中肯的建议。我也非常感谢爱德华多·奥伊内格（Eduardo Oinegue）的鼓励，没有他的不断催促，我恐怕还在等待“合适时间”的到来。
我也很感谢部分或全部阅读了初稿的朋友们，他们帮助我纠正了书中的错误，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建议我采用最便于阅读的叙述方法。这些朋友包括帕特里夏·哈格里夫斯（Patricia Hargreaves）、迪米特里·阿博蒂（Dimitri Abudi）以及我的编辑埃利奥·苏斯肯德（Helio Sussekind）和马科斯·达·维加·佩雷拉（Marcos da Veiga Pereira）。埃利奥和佩雷拉对于该书的投入和专注给予了我极大的信心，完成书稿。
没有我的母亲爱汀希娅（Edinezia）和父亲多明戈斯（Domingos）的支持和影响，我绝无可能完成此书的写作，也不可能完成我一生中的其他任何事业。